图：图为安徽企业成功研发50纳米芯片并实现量产\新华社

　　最近国际疫情稍缓，美国的大棒又挥舞起来。这不？美国商务部决心扩大对华为的打击面，宣布任何外国公司都不能使用美国的软件和设备给华为生产产品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华为的芯片离不开美国软件和设备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被卡住了脖子？

　　笔者不是技术专家，也不太懂法律问题。大学裏制度经济学课程，老师教学生的是“交易是物权的转移”。也就是说：我买了一个杯子回家，那麼这个杯子的所有权全部是我的了，不管他是景德镇师傅做的，还是德国梅森产的，我不高兴砸了也没关係。但是现在美国人说，你能不能砸，怎麼砸还得由美国人说了算。那麼这个交易的所有权是有限的，受限的所有权其定价如何？还真的需要好好重新想一想。不过，笔者考虑的问题也不在这裏，和大多数的吃瓜群众一样，我义愤填膺，觉得泱泱大国为何不能用举国体制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把芯片生产“去美国化”呢？

　　上述的想法不止笔者有，有人从网上扒出旧闻说：原来中国芯片光刻工艺研究起步并不晚，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，1980年第四代光刻机又研製成功。很可惜，改革开放推动市场化浪潮，科研院校纷纷退出自主攻关，芯片技术落於人后。

　　若以这种逻辑推演下去，那麼我们现在应该痛定思痛，重新建立起六七十年代的自主创新科研体制，动用国家力量去执行芯片产业发展战略。还有人通过21世纪的中国工业数据库寻找出了统计学上的规律，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。看上去似乎过去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完全走错了方向；没有市场化的话，今天我们早就能独立自主完成芯片生产了。

　　近年来类似言论并不新鲜。大飞机研製出现困难，被人卡住脖子的时候，也有人说我们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大飞机项目了，当时的技术也是接近世界前沿，也是因为市场化改革，大家没有了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；我们的高铁其实一开始打算买国外成熟技术的时候，也一样有人说中国有自主研发的国产高铁，技术上也是接近前沿等。所以，每次出现相同问题的时候，社会上都会有这种声音，但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？上面的逻辑是不是还能够成立？

　　产业政策不走老路

　　在六七十年代计劃经济时期，中国的确不惜一切代价，搞出了很多自主研发的高科技，为什麼八十年代都纷纷放弃了呢？是因为当时每个项目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助，成本绩效比太低，如果继续动员全国力量去支持的话，也许支持一两项是做得到的，但想要全部支持，那麼一定是做不到的。既然有预算的紧约束，你就不得不放弃一些，保护一些。这样的权衡很难，就像你今天在股市上选择买哪个股票一样难。事后看到某隻股票涨了，就后悔当初为什麼没买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们正是因为放弃了计劃经济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绩效比，才能在同样的资源投入下，生产出来更多的产品，这是我们为什麼今天能够享受国际最先进芯片装备的手机。放弃了部分国有企业以后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或者由於市场竞争的压力，或者由於行业垄断的地位，或者由於国家战略需要的巨大投入，展现出了高效率。但是这个结果不能简单推论出“国有企业效率优於私营企业”，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“世纪大下岗”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铁腕砍掉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，才奠定了中国经济今天的成果。如果因为今天遇到的一点点小困难，就翻烧饼，忘掉了过去惨痛的教训，又回到过去走不通的老路上去，才是中华复兴的最大障碍。

　　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沈 凌